上图：2022年春，母亲春香和“我”。 摄影/饼干

右图：《我的母亲做保洁》张小满著。

右图：深圳一超级商场内，保洁员开着扫地车清扫地面，经过巨幅广告牌。 摄影/饼干

这本书的意义在于它能让保洁员的处境被大家看到，了解真实的世界如何运作，但解决问题不是一本书能做到的。

记者｜吴雪

深圳高级写字楼里，走廊尽头拥挤的清洁间，是无人在意的角落。

那里堆满了各式各样的清洁工具。一个灰色拖把用来拖地，椭圆形洗手池用来洗毛巾，长方形墨绿色水桶用来装水和收纳，尘推杆清理玻璃和镜面灰尘，还有氯水、化泡剂、尘推油、洁厕液、玻璃清洁剂等十多种看着眼熟但可能叫不出名字的清洁用品。

你可能很难想象，一个保洁员要完成自己的工作，需要将近三十种工具。

九百个日夜，三份保洁工作，近三十种工具，每天两万步，零缺勤，保洁员春香阿姨想要为自己“扫出”一份养老钱。

春香阿姨是张小满的母亲，独立生活十几年后，两个角色在深圳重新相聚。同一屋檐下，狭小空间里，免不了争吵与摩擦。母亲看不惯小满的花钱方式，而小满无法接受母亲的生活习惯，母女代际鸿沟的弥合，是从母亲找到了她认为的“好”工作——保洁员开始的。

那些难以看见的小细节，处在生活边缘的角色，张小满无法视而不见，她把它们记录下来，终于在2023年出版成书——《我的母亲做保洁》。书中讲述在城市巨轮漩涡之下，保洁员群体被忽略的日常，也是一个女人跨过时间之门，抵达母亲生命真相的热纪实。

《新民周刊》：一座城市的运转背后，是万千保洁员群体在维系着它的体面与洁净。你关注保洁员这个群体，是因为想更深切地理解母亲吗？

张小满：刚开始我是基于母亲职业的个体观察，后面好奇心让我发觉，其背后有一个庞大的社会公共议题。以前我做过记者，直觉告诉我，这是一个很好的写作题材，我不能视而不见，当时我在豆瓣上更新了两篇，后来编辑看到后，联系我才得以出版。

故事的开端在2020年，52岁的母亲春香失业了，左腿的滑膜炎让她很难再讨一份力气活。我劝说她一起南下深圳，理由是帮她找一份工作。

母亲文化水平只有小学三年级，识字不多，可选的工作类型有限。保洁是比较符合的，一天八小时，月休四天，月薪2500元，没有五险一金。三年时间里，母亲先后在商场、政府大楼、高级写字楼三个场所从事保洁工作。她每天为我带回非常具体的保洁员日常素描，而我也试着从了解母亲的保洁工作开始去理解她。

长达两年的时间里，我都在观察，表达互动间得以窥见，过去五十多年的生命里面母亲经历了什么，母女之间矛盾冲突为什么存在。保洁员群体的处境是什么，来路又是什么。我和母亲的空闲时间全部被写书占据，每当我的家人想让我做点什么时候，她都抢着去干。在书写这件事上，我获得了母亲坚定的支持。

《新民周刊》：父母年轻时大多牺牲自己支撑家庭，但长大后，你会发现他们距离子女的生活非常遥远，来到深圳后，你看到母亲哪些变化？

张小满：母亲是一个非常有生命力且坚韧的女性。当每个月满心期待的薪水汇入工资卡时，她似乎找到了一个可以独立与大城市正面交锋的机会。也因此，我常常感到母亲对我的托举。当我面对其他人的误解和责难时，母亲坚决站在我这边，像老鹰护小鸡一样。

拿到书的时候，母亲觉得粉色的封面很好看，学习识字后，她总会轻声念出来，在餐桌旁或床边；母亲还学会了翻看小红书上的留言评论，给读者点赞，并自言自语道：“他们真的都很好。”有人找她签名，一开始她总是躲起来签，因为写得慢且不够工整。现在，她能当面大大方方地写下自己的名字。

母亲总是靠着巨大的热忱维持人与人之间脆弱的关系，从中获得乐趣。这点让我很佩服。

《新民周刊》：最近有一个问题在社交媒体上被讨论：为什么保安室司空见惯、保洁阿姨却没有保洁室？人们看到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他们同样遇到休息的困境。这本书能推动帮助他们解决一些现实矛盾吗？

张小满：关于保洁员的工作，我在书中提到了两点，一点是他们的工作通常是被高度监控的，哪里脏了，哪里有水渍，微信群里就会被马上公开提醒。处理速度要快，因为他们很怕被投诉。另一点，社会对洁净的要求几乎到了一种偏执的程度。比如，洗手台不能有任何水滴，地板上不能有湿的印子，公共区域不能有任何垃圾，而要做到这些，就需要保洁员随时随地处在一个“永动机”状态，休息自然成了奢望。

保洁的工作需要“隐身”，人们不需要看到保洁员是怎么工作的，只需要进来是干净的；但保安需要大庭广众之下去做，比如车辆指引、登记、巡逻等，虽然算有固定休息室，但工作依然被高度监控。网约车和外卖小哥在户外移动，他们可能自由度相对较高，但生活不规律。

我认为，保洁员基本权利的根本不在于需要一个“休息室”，而是要有正当休息的权利以及提高单位时间薪水。这样的呼吁，有可能更具体地改善一群人的生活处境。

《新民周刊》：在生存面前，人的尊严和权利很多情况下是被后置的。对此你保持乐观还是悲观？目前你关注到的解决方案或措施，能一定程度改善现状吗？

张小满：保洁员的话题，是在这本书出版两年后又被重新讨论起来的。关于基层劳动者的尊严喊了几十年，这本书的意义在于它能让保洁员的处境被大家看到，了解真实的世界如何运作，但解决问题不是一本书能做到的。

最近我看到上海由总工会牵头做的措施，很有成效。在城市里生活，大家很少能“向下看”。或者说在家庭生活里也一样，有时你会不自觉在剥削别人的劳动、无视别人的劳动。有时你看不到保洁、保安、菜贩、快递员，有时你也看不到你的配偶、同事、子女。我想，君子检身，常若有过，要常觉有愧，要看到别人，或许也能因此，让自己成为更完整的人。

当一家公司连工人的工资都很难发出时，你也很难说让它去兼顾每个员工。这点上，我内心是很悲观的，但仍要在悲观中保持乐观，要相信“保洁员应该有一间休息室”的权利争取是正当的，且应该被实现。

《新民周刊》：保洁员群体的故事，本质上也映照着我们很多人未来的处境，对于中老年或者未来的中老年就业和职场问题，你是否也有过思考？

张小满：表面上看是中老年的就业问题，实际上是更大的养老问题。比如，我的父亲年轻时在建筑工地上打工，现在65岁了，从60岁他开始领养老金，每个月几百块，非常少。即便自己的儿女再能挣钱，他们也不想用儿女的钱。他们觉得只要有手有脚，能挣钱，得到基本尊重就可以了。

母亲一辈子都是体力劳动的蓝领，而我看似是跃入“体面阶层”的白领，母亲向来以此为荣。但后来，随着记录故事的推进，我得以重新回望、珍重自己的来处，也越来越感到，自己很多看似努力的行为，看似接触到的圈子，其实不堪一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