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图：雅万高铁德卡鲁尔站，中国与印尼建设者配合默契。

下图：2023年11月7日，第六届进博会，素有非洲“甜面包”之称的贝宁菠萝，引人注目。

上图：2022年5月12日拍摄的建设中的埃及新行政首都中央商务区。

“全球南方”国家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推动构建一个更能体现公平与共赢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记者｜陈冰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发展中国家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随着全球南方国家合作的日益加强，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的趋势愈发明显。

伴随着“全球南方”国家崛起，国际经济版图逐步被改写，全球经济秩序面临深刻转型。这一历史进程，不仅体现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的飞跃，也映射出全球权力结构的多元化趋势，是普惠、包容、均衡的“再全球化”的重要体现。在这样的背景下，“全球南方”国家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推动构建一个更能体现公平与共赢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消费市场有效激活

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过去20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8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显示，2023年，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占全球经济的份额达到了58.9%，较2008年首次实现对发达国家经济体的超越又提升了7.6%。

从平均增速来看，2000年至2023年，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速的平均值为5.2%，较发达经济体增速平均值高3.3%。这之中，“全球南方”国家的经济所实现的快速增长，一方面推进了全球经济增长格局多极化发展；另一方面，也担当起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责任。其中，以金砖国家一些成员为代表的“全球南方”成员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将继续领先于以西方七国集团（G7）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还要看到，2023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然保持在30%，并将在未来5年继续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者。

2022年，在货物贸易方面，发展中经济体货物贸易出口占全球比重为45.1%，货物贸易进口占比为40.4%，与此同时，发达经济体在货物贸易进出口额占全球的比重大幅缩减。在投资方面，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增长4.0%，占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总额的70.8%。同时，为增强贸易和投资政策的区域一致性，发展中国家之间签署了更多的双边、多边、区域经济贸易协定，“全球南方”国家之间不断减少贸易和投资壁垒，催生了新的国际贸易线路和资本流动模式，促进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深度与广度。

作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经济体的代表，金砖国家还不是“金砖”的时候，在1980年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仅为10.4%，而2020年金砖国家占比超过G7国家达到31.0%。2023年，沙特、埃及、阿联酋、伊朗、埃塞俄比亚正式成为金砖成员，扩员后的金砖10国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继续扩大。

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产业中心主任林建永表示，2013年，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以中国大市场为引领的“全球南方”国家庞大的消费市场被有效激活，为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提供了新的支点。

“一些企业将产业搬到了越南、泰国、印度等国家，从短期来看，从某种程度上造成了中国经济的存量下降，但从长远来看，相当于存量经济的再布局。这种再布局，会促进中国的人才和这些国家产生更加紧密的衔接，对南南的实质性的产业合作是非常有利的，相当于打造了中国经济周边的生态圈。‘全球南方’市场连成一片汪洋，将创造更加开放、包容的营商环境，为全球新的需求提供高质量的供给，推动资源和产能的全球优化配置。”林建永说。

经贸合作不断加强

经贸合作是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的重要途径之一。通过加强经贸合作，发展中国家可以促进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扩大市场准入，实现互利共赢的经济发展。

今年6月，大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华银行中国”）发布的最新研究报告《大华银行企业展望调查报告2024（中国内地篇）》（以下简称《报告》）显示，在受访的600家大中型企业中，约九成的企业表示对拓展海外业务有兴趣，同时约四分之一的企业表示未来1至3年内拓展海外业务是其首要任务之一，东盟是首选目的地。

在大华银行中国商业银行部主管王灝看来，中国企业出海已经不仅仅是单个企业的行为，而是带领整个上下游生态圈一起出海。首先，中国企业在出海时会进行整体战略布局，考虑资源、当地政策、劳动力成本等多重因素，可能将各个部门放在不同国家。其次，具体到国家而言，马来西亚（48%）、印度尼西亚（42%）和泰国（35%）成为东盟国家中最受中国企业青睐的海外展业目的地。这也体现了中国企业着眼于兼具成本效益和产业特色的东盟国家，构建和升级区域产业链。以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为例，科技、媒体和电信、制造业与工程、商业服务等行业都受到了高度关注。

“中国人以勤劳和聪明著称，企业家精神令人感动和振奋，同时这也成了中国与东盟之间的情感和文化纽带。在实际工作中，我们看到许多企业家已经在前瞻性地布局未来，根据当前形势规划未来五到十年的企业发展。”王灝说，在整个东南亚市场，尽管华人比例不占主导，但却具有重要影响力。中国企业出海东盟前景广阔。

中泰“两国双园”合作是中泰两国在经贸领域的一次重要创新。通过在中国和泰国分别设立产业园区，两国企业可以在园区内享受优惠政策，开展投资、生产、贸易等活动。中泰“两国双园”合作自启动以来，已吸引了大量中泰企业入驻。通过园区内的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企业降低了运营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同时，园区还加强了中泰两国在产业链、供应链等方面的合作，推动了双方经济的共同发展。

澜湄五国——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和越南，是全球重要的天然橡胶生产国。为了提升橡胶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澜湄五国与中国开展了深入的合作。中国为澜湄五国提供了先进的橡胶栽培和加工技术，帮助他们提高了橡胶产量和品质。同时，中国还积极拓展澜湄五国橡胶产品的销售渠道，推动了他们橡胶产业的国际化发展。这些合作成果不仅促进了澜湄五国橡胶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也为中国与澜湄五国之间的经贸合作注入了新的动力。

中非贸易合作更是发展中国家经贸合作的典范之一。近年来，中非贸易规模持续扩大，贸易结构不断优化。中国积极扩大从非洲的进口，特别是农产品等优质特色产品，为非洲国家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

2023年中非贸易额达到了2821亿美元，同比增长近11%，连续第二年刷新历史峰值。中国与近半数非洲国家贸易额同比增幅超过两位数。此外，中国还通过举办非洲好物网购节等活动，推动非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进一步拓宽了非洲产品的销售渠道。

要构建南方金融货币体系

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长期以来，全球分工格局呈现出一种“中心—外围”的结构，这一由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提出的理论认为，发达国家处于全球产业链的高端，而发展中国家则大多被锁定在低端。这种分工格局不仅限制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潜力，还加剧了全球贫富差距。因此，打破这一格局成为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的重要任务之一。

林建永称，为了打破“中心—外围”的全球分工格局，发展中国家需要加强合作，共同应对发达国家的挑战。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加强区域经济一体化，提高区域内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形成更加紧密的经济联系和合作机制；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还可以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

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就是发展中国家加强合作、共同应对挑战的重要平台。通过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发展中国家可以在经贸、金融、科技等领域开展务实合作，共同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林建永分析：“全球南方国家未来除了加强实体经济的合作，在金融领域，尤其在币值稳定方面的合作尤其重要。稳定的币值是跨国合作的基础。如果一个国家的币值非常不稳定，就很难进行合作，因为计价很难定，产生的汇率损失到底由谁来承担也很难确定。一次两次还可能一方承担，如果一直由另外一方承担，这个终究不是长久之计，最后就很难合作。如何构建南方的金融货币体系，以此来对抗以美元为主的西方货币体系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很多时候，如果输掉金融战的话，通过汇率的迅速贬值，有些实体经济获得的贸易顺差很容易就被抹掉了。”

从已有实践看，与中国进行本币结算、本币互换以及跨境支付互联互通的国家和地区越来越多。中国人民银行2023年10月发布的《2023年人民币国际化报告》显示，中国共与40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签署过双边本币互换协议，目前有效协议29份，互换规模超过4万亿元人民币，有效促进跨境贸易和投资。而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发布的月度报告显示，今年6月，在基于金额统计的全球支付货币排名中，人民币占比4.61%，较5月环比增加0.14个百分点，与2022年11月相比几乎翻了一番，连续第8个月位居全球第四支付货币地位。

近年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展开了广泛的金融合作。这些合作包括但不限于信贷支持、股权融资、债券发行、保险服务、支付结算等多个方面。例如，中国银河证券通过收购联昌证券等项目，成功进入了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市场，为当地企业提供了丰富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同时，中国还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设立了多只投资基金，用于支持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开发、农业合作等领域的发展。

在非洲，随着非洲大陆数字化进程的加速，中国与非洲国家在数字金融领域的合作也日益紧密。双方通过合作，共同推动移动支付、电子商务、区块链等技术在非洲的应用和发展。例如，中国的一些金融科技公司与非洲当地企业合作，推出了针对非洲市场的移动支付平台和电子商务解决方案，极大地便利了非洲人民的日常生活和商业活动。同时，双方还在区块链技术方面进行了深入探索和应用，为非洲的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有助于缩小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数字鸿沟，促进全球经济的均衡发展。

当然，当前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贸合作仍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如贸易壁垒、投资保护主义等。因此，发展中国家更加需要加强协调与合作，共同维护自身的经济安全和利益。林建永表示，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可以加强经济政策协调，共同应对外部经济风险和挑战。例如，在国际贸易中加强合作，共同推动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在金融领域加强监管合作，共同防范金融风险和危机;在司法及税务方面，加强基于规则及裁判执行的投资者保护；在人身安全方面，共同提升社会安全合作。

当然，从宏观层面看，伴随着数字的、绿色的、普惠的全球化广泛且纵深的发展，“全球南方”国家可以携手持续优化经济政策工具箱，弥合在数字技术经济、绿色低碳经济方面的发展鸿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