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文明对话与中国式现代化

大会分论坛举行间隙，来自不同国家的青年汉学家点赞合影

大会分论坛讨论热烈，工作人员举牌提醒嘉宾发言用时 本报记者 刘歆 摄

本报记者 李一能 王若弦 齐 旭 梅璎迪

昨天，第二届世界中国学大会开幕。在开幕式和主论坛后，五场精彩纷呈的平行分论坛同时拉开帷幕。这场聚焦中国研究、汇聚全球智慧的学术盛会，有约500位中外知名专家学者参加，他们围绕主题展开深入研讨，观察中国发展、探讨文明对话。

政治创新引起广泛关注

马来西亚新亚洲战略研究中心与亚太“一带一路”共策会创始人翁诗杰认为，中国应该如何被全世界研究、界定和理解的争论一直存在。一方面，以西方中心为主导的不对称视角主导着全球话语权，任何不足之处总是被轻易归咎于获取可靠数据的渠道有限、中国的统计数据以及某种程度上的透明度问题，从而限制了客观的研究，同时导致了猜想或对二手资料的依赖，乃至陷入臆测。另一方面，对于可用的官方信息和统计数据，以及中国人民乐意提供的信息，西方却常常将其视为国家宣传，并冠以负面的评价。所有这些导致了信息茧房中大量对中国的误读、错读和低估，同时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研究。

翁诗杰表示，近年来中国展现其软硬实力的速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快。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及后续全球倡议的推出，更多旨在分享全球治理中国视角的叙事被推向前台。然而，这些仍远未能遏制住针对某些国家对中国的诋毁。

与此同时，随着解释中国全球倡议、媒体存在等的备忘录出现，中国的政治创新开始引起国外的关注。在国际话语中，中国叙事的可理解程度仍然是一个需要跨越的障碍，因为中国的治理模式深深植根于其文化规范和理性传统。在许多场合，它继续向西方传递信息，而西方则习惯于从其自身的棱镜来审视世界。与此同时，沉溺于自身优越感的西方，其傲慢进一步加剧了中西方理解鸿沟的扩大。

翁诗杰建议，中国学研究应该更加积极主动，探索超越传统界限的新范式，不应再受西方规范束缚。中国自身的规范、价值观和伦理应构成新的中国学研究建构的一部分。

提供理解中国重要窗口

埃及苏伊士运河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兼孔子学院埃方院长大海认为，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追求。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现代化几乎被等同于西方化。中国的发展实践打破了这一“路径依赖”，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模式的现代化之路。在大海看来，中国式现代化有三个特点，一是中国注重共同富裕，而不是“少数人的现代化”；二是中国重视协调发展，不仅关注经济增长，还强调文化传承、人与自然和谐；三是中国坚持和平发展、走的是合作共赢的道路，而不是殖民掠夺的老路。

“这些特征使中国式现代化成为一种‘文明型现代化’，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提供了新反思。”大海说，“而中国式现代化与埃及发展愿景并不是平行的两条线，而是能够相互连接、相互促进的发展道路。”

尼日利亚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查尔斯·奥努奈居指出，世界中国学大会已成为重要平台，其全球影响力日益显著。对于非洲而言，中国学不仅是一门区域研究，更是具有现实意义的重要学科。非洲人口众多，与中国贸易往来密切，深入理解中国对非洲发展至关重要。

奥努奈居表示，中国领导人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论述为世界提供了理解当代中国的重要窗口，使国际社会能够更全面认识中国发展的现状与深层原因。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经验，特别是中国政府持续推进现代化的坚定努力，对同样追求现代化的非洲国家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认识到它深深植根于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成功实践。”奥努奈居说，“中国能够在现代化道路上稳步前进，关键在于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路径，并构建了坚定的政治框架。这种基于自身文化自信与自强的现代化模式，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逻辑。”

奥努奈居认为，对非洲国家而言，中国经验的核心启示在于：面对众多发展挑战时，应当善于发现机遇、把握趋势，同时紧密结合本国国情，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这种从历史角度全面理解发展进程、坚持文化根基与政治定力的做法，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了宝贵参考。

人类共同应对复杂挑战

眼下，全球正在经历深刻变革，人类共同面临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社会治理、文化传承等复杂挑战。应对这些问题，亟须人类共同应对。在此背景下，跨学科协作与跨文明对话显得尤为重要。

上海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研究员干春晖指出，世界中国学自诞生之初就具备多学科交叉与跨文化交流的特征。回顾世界中国学的发展历程，它本身就是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成果。构建世界中国学知识体系，不仅有助于加深对中华文明的认识，也将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理解与交流。“世界中国学的繁荣离不开跨学科的交汇，也离不开跨文化的理解和合作。今天我们强调多学科视域，正是要在跨学科、跨国界的合作中拓展新的学术方法，让中国研究更具广度和深度。”

德国纽伦堡欧亚文化系统研究所所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施寒微提出，过去几十年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开放的国家之一，并持续思考自身在世界格局中的定位。从德国视角来看，欧洲同样需要重新审视自身在全球史特别是殖民历史中的角色，并以批判性眼光理解中国的过去与现在。当下，中国学研究必须结合历史深度与现实维度，同时借助现代科技手段，推动跨文明对话。

约旦费城大学孔子学院本土教师、青汉班学员阿罗观察到，中国学研究过往主要由资深学者和专家主导，但在今天，成长于数字时代的青年学者正带来全新视角。他们习惯于跨学科思考，把历史与科技结合，把经济与可持续发展联系，把文化与日常生活融合贯通，利用大数据、社交媒体、人工智能等前所未有的方式去研究中国。“这种转变和创造力，保证了中国学领域的研究不会静止不前。”

人工智能提升研究效率

波士顿大学社会学、政治学和人类学荣休教授管礼雅表示，自己并非中国学专家，她对中国的认知同许多普通西方人并无二致。然而，2008年北京奥运会，成为她，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对华认知的一个转折点。“中国形象如群山一般骤然耸立于我们的视野之中。”她回忆道，“那是我们生命中第一次感受到了基于生活经验的巨大差异。”而在那之前，西方对中国的了解，恰如对月亮的遥望：知其存在，慕其清辉，但其实“我们真的对中国一无所知”。

在管礼雅看来，中国让西方世界真切观察到了一个同“西方文明”以及印度文明截然不同的文明形态。而在漫长的历史中，这些不同形态的文明以独特的方式共存，且并未因为技术层面的趋同而走向文化的趋同。

而对于深耕于中国学研究领域的学者，要超过古籍文本的表层，解读背后更多维的中国故事，更加深刻地理解“截然不同”的中华文明，人工智能、大数据正成为不可或缺的助力。

正如前一天在参观人形机器人时四川外国语大学西方语言文化学院讲师范狄所说，人工智能不仅提高了研究效率，改变写作方式，也通过持续的人机对话，引领着研究范式的革新、拓展对中华文明认知的深度，促使研究者以更开放的心态与更复杂的思维路径推进探索。比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助理教授李友仁就通过训练模型，让人工智能替他寻找明末清初白话小说的素材来源线索。“原来，小说素材彼此借鉴，同时采撷自正史、野史、日记等。而小说本身也反哺后者。”他还发掘出大数据的新用途：通过提供大量样本和微调纠错，帮助研究者“考古”一部白话小说究竟是成书于明代还是清代。

“当然，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具体任务。”李友仁承认，面对与当代汉语差异巨大的古代文献，技术的局限性显而易见。英国杜伦大学计算机科学系助理教授德龙的亲身经历令全场莞尔：他悉心“调教”的人工智能竟然将“顺治己亥年”添油加醋、创造性地翻译成了“顺治三十六年”，可是清朝顺治年号总共才用了18年。从这个角度看，技术进步与中国学共同开辟学术新境，大有发展空间。

打开属于自己的那扇门

对许多外国学者而言，从表音文字踏入表意的汉字世界已属不易，而要深入理解“风水”这类蕴含中国人独特世界观的概念更是难上加难。然而，麻省理工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刚刚荣获2024年“费正清奖”的张仲思，却用他的学术旅程为正在或者即将投身世界中国学研究的青年学子展示了一条走近中国学的路径——拥抱偶然，跟随好奇心。

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期间，张仲思原本计划在四川寻找涉穆斯林群体的法律档案。然而，探寻未果的他却在清代衙门档案中与“风水”不期而遇。“当一个历史学家走进档案馆时，往往对自己可能的发现一无所知。”张仲思坦言。正是这种对未知的开放态度，引领他走进普通中国人通过“风水”表达的世界观。他发现，风水不全是封建迷信，也不仅是民俗信仰，更是理解中国人对环境、社会关系看法的钥匙。在张仲思看来，当代青年走近中国学，需要的正是这种放下预设的勇气。

而就像理解“风水”能帮助我们理解不同人群对“全球变暖”的认知差异一样，对中国文明的探索，本质上也是一场理解人类当代处境的旅程。对世界青年而言，中国学不是遥远的学科，而是理解世界多样性的一扇窗——只要保持好奇，勇敢地走近史料、走进现场，每个人都可能打开属于自己的那扇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