态度谨严，技艺高超

郜元宝

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口不谈《异秉》《受戒》《大淖记事》，就不敢说了解汪曾祺。最近十来年，因为一些热心人的奔走相告，汪曾祺1983年夏所作短篇《星期天》的知名度不断飙升。如今不读《星期天》（汪氏平生回忆上世纪40年代后期上海生活的唯一小说），好像也不配自称“汪迷”了。

《星期天》开头介绍原型为致远中学的“这所学校”地理位置，为众多“汪迷”们津津乐道：“这是一所私立学校，很小，只有三个初中班。地点很好，在福煦路。往南不远是霞飞路；往北，穿过两条横马路，便是静安寺路，南京路。”福煦路始筑于1910年，初名长浜路。1920年改用法国陆军元帅斐迪南·福煦姓氏为路名（Avenue Foch），中文叫福煦路。1943年改为洛阳路。1945年抗战胜利后又有了新名中正中路。1950年正式定名为延安中路。

另外三条马路也都有新旧路名的沿革。霞飞路是法租界西区繁华主干道，始筑于1900年，初名西江路，后以法租界公董局总董宝昌之名改称宝昌路。1922年以法国将军约瑟夫·霞飞（Joseph Jacques Césaire Joffre）之姓改称霞飞路。1943年一度更名泰山路。1945年以国民党元老林森之名改为林森中路。1950年定名淮海中路。

静安寺路即今南京西路在1862年至1945年间的旧称。

南京路即今南京东路，始筑于清咸丰元年（1851），初名花园弄（谐音译作派克弄）。咸丰四年扩建后，俗称大马路。同治四年（1865）上海公共租界当局为纪念《南京条约》的签订，改称南京路。1945年更名为南京东路，沿用至今。

汪曾祺执教致远期间，上述四条马路均有新路名（中正中路、林森中路、南京西路、南京东路）。但上海居民叫惯了旧路名，一时很难适应新路名。“沪漂”汪曾祺入乡随俗，也跟着身边的上海人叫这四条马路的曾用名。1983年夏在北京家中“挥汗”创作《星期天》，仍坚持沿用他当年在上海时对这四条马路的习惯性称呼。

所谓“当年”，不仅指1946年8月至1948年3月西南联大肄业生、青年作家、初中国文教员“汪曾祺先生”旅居沪上的一年零七个月，还包括1939年夏来自苏北高邮的高中生汪曾祺从上海出发去云南报考西南联大时，对这座远东大都市投去的匆匆一瞥。那时候上海这四条马路的路名，跟小说《星期天》的叫法完全相同。

写哪段历史，就尊重哪段历史的生活真实，绝不任意驰骋想象。仅此一点，足见汪曾祺创作态度之谨严。

路名如此，另一个细节也颇能说明问题，那就是关于校长赵宗浚（原型为高宗靖）住家的描写。小说提到学校的“后楼”，“上面两层是校长的住家”，校长“一天八小时，守家在地，下了楼，几步就到他的小王国——校长办公室，下雨连伞都不用打。”言下之意，这位当时还打着单身的校长只有校内这一个“家”。

但小说又提到“他有个弟弟在一家五金行做事”，“他的父亲就是一个大胖子（我们见过他的遗像）”。单身的校长并非孤家寡人。小说既提到他已故的父亲以及在五金行做事的弟弟，说明他还有别的家人。虽然他们跟小说讲述的“这所学校”关系不甚密切，只是一笔带过，但“赵校长”的家人们既然不住学校，那就必定住在小说未作正面交代的学校之外的某个别处，亦即赵校长真正的“家”。

《万象》1942年第9期报道高宗靖刚当上致远中学校长，“夏风（话剧演员高宗靖的艺名）虽在戏剧界中资格很老，而在教育界中却是得意异常。今年已经荣任校长，门墙桃李，他对学校事务似乎重于戏剧工作。因学期结束，许多事情都要在这几天办理。虽在暑假，他仍是住在校中的。在三楼一间像是大家闺秀的闺房，便是他的卧室。”这篇新闻报道和《星期天》有关细节完全对得上：校长赵宗浚的原型高宗靖有两个“家”，一是并未在小说中正面出现的某处（住着他的家人），另一处在校内（仅住高宗靖一人）。

现存高宗靖最早一份档案（1961）显示，高家住址为愚园路750弄“愚园新邨”某某号。承高宗靖之侄高霖老先生见告，其祖父早亡，生前经营药材生意，育有三男一女，高宗靖为长子。上世纪40年代后期（高霖先生开始记事之时）全家从延安中路393号中德医院隔壁某处（毗邻致远中学）搬迁至愚园新邨。高宅是上海人所谓新式里弄，但并非townhouse（多栋连排别墅），乃系duplex（两栋四层楼公寓背靠背建在一起）。两户人家分两个门洞进出，门前各有独立小院。高家兄妹四人跟当时尚健在的高母一直住在这栋公寓，八九十年代才逐渐散居各处。

汪曾祺执教致远期间，或许因本家老屋有点拥挤，高校长不得不另辟临时居所。正好学校也有这个条件。尽管《星期天》未作正面交代，但字里行间颇多暗示。从这个细节也可见《星期天》纪实与虚构交融的特点，以及汪曾祺一丝不苟的创作态度与高超的“留白”技艺。他既写出露在水面的冰山一角，也善于启发读者进一步想象那隐于水下的冰山的本体。

汪曾祺“复出”之后，有大量散文写高邮、昆明、北京、张家口等居住之地。也有不少散文说到短期旅游和访问所经的新疆、徽州、温州、香港、爱荷华等处，却始终没有单篇散文专门写他四十年代后期的上海生活（只在一些文章中零星提到）。1983年夏，他突然愿意借虚构小说《星期天》，一次性集中浓缩地将其四十年代后期的上海生活娓娓道来。这究竟是为什么？“汪迷”们不妨尝试做一些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