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懿园”·“华业公寓”·“庙弄”·“愚园新邨”

郜元宝

一

从“霞飞坊”59号巴金、萧珊家出发，步行30分钟约2.1公里，可到建国西路506弄懿园31号“合肥张氏四姐妹”大小姐张元和家。

沈从文只身赴北平任北大教授之后，夫人张兆和离开苏州娘家，带着孩子暂住上海大姐家。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就与师母“三姐”亲如家人。沈从文生前身后，张兆和与“贤契”汪曾祺一直来往密切。1946年8月汪曾祺初到上海，尚未找到致远中学的工作，一度情绪低落，险些自杀。沈从文不仅自己从北平写信勉励汪曾祺，还叫夫人张兆和从苏州给汪曾祺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安慰这位敏感脆弱、在上海滩茫然失措的年轻作家。

张兆和带着孩子借住上海“张大小姐”家期间，汪曾祺与沈从文书信往来频繁。北方报刊发表汪曾祺文稿，绝大多数仍由沈从文经手。不管汪曾祺有没有去过“懿园”拜访“三姐”，同在上海的“三姐”和丈夫的这位爱徒应该声息相通。

二

从致远出发，往北穿过相隔不远的两条横马路即大沽路、威海卫路（今威海路），便到了繁华的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和南京路（今南京东路）。

这个方向与汪曾祺关系最密切的首先是李健吾家。从致远或紧邻的文生社出发，沿福煦路（今延安中路）往西走到威海卫路/西摩路口，或者沿成都北路往北行至威海卫路，再往西走到西摩路口，两条路线步行到李健吾家均只需一刻钟。

抗战胜利后李健吾从姚主教路（今天平路）搬到西摩路（今陕西北路）175弄华业公寓（与威海卫路交界），跟致远中学及其近邻文生社、霞飞坊巴金家恰成三足鼎立之势。

汪曾祺可能不会像青年文友、浙江大学外文系学生唐湜那样，每个周末都以私淑弟子身份去李健吾家请益。但汪曾祺在巴金家经常见到李健吾。这位生性豪爽的文坛前辈不仅介绍汪曾祺去自己学生高宗靖创办的致远中学教书，还在他与郑振铎联合主编的战后上海乃至全国新办的唯一大型文学期刊《文艺复兴》上接连发表了汪曾祺三篇重要小说《小学校的钟声》《复仇》《老鲁》。听说汪曾祺喜欢京剧，跟自己有同好，李健吾还专门赠票给这位文坛新人，邀他去静安寺路派克路口（今黄河路21号延安西路口）“卡尔登大戏院”，一道欣赏京剧“十大名牌”的表演。1982年汪曾祺在给李健吾的信中说，“您在‘卡尔登’门口等我，我现在还记得您当时的样子。”

诗人和评论家唐湜正是在华业公寓李健吾家，得知他心仪已久的青年作家汪曾祺已到上海，正执教于李健吾弟子高宗靖任校长的私立致远中学，就立刻拿着李健吾的介绍信找到致远中学，与高宗靖、汪曾祺一见如故。

三

1946年5月1日《文艺复兴》一卷四期发表《复仇》，郑振铎在“编后”向读者隆重介绍当时尚在昆明近郊“中国建设中学”教书的“汪曾祺先生”，令汪曾祺终生难忘。经黄永玉介绍，汪曾祺认识了《文艺复兴》唯一的青年编务阿湛（作家王湛贤）。不知汪曾祺可曾跟阿湛一道去过愚园路东庙弄44号郑振铎家，但汪曾祺对紧挨着静安寺的东、西庙弄再熟悉不过了。1946年8月初到上海，尚未寻到工作之前，他就一度借住于老同学朱德熙在庙弄的“本家老屋”。

无巧不成书，致远中学校长高宗靖家就在距庙弄不远的愚园路750弄“愚园新邨”，唐湜的舅父王国桐（“南强航运有限公司”总经理）也住在这里。唐湜每个周末从杭州坐火车到上海，总是先在舅父家安顿下来，再四处活动，以文会友，拜访先后集结在《诗创造》《中国新诗》周围的青年诗友，以及李健吾、汪曾祺等，并由此在1948年2月率先写出第一篇评论汪曾祺的专文《虔诚的纳蕤思——谈汪曾祺的小说》。

如果汪曾祺来静安寺“庙弄”，可以同时探望朱德熙家人、高宗靖校长、郑振铎、借住在舅父家的唐湜。

四

《受戒》开头说“明海”的家乡“出和尚”，“这地方的和尚有的走得很远。有到杭州灵隐寺的、上海静安寺的、镇江金山寺的、扬州天宁寺的。”1939年夏，高中生汪曾祺赴昆明报考西南联大，第一次出门远行，就幸亏有个高邮籍的静安寺和尚一路陪同，这才从家乡顺利来到大上海。时隔七八年，该僧人若还安然无恙，汪曾祺每次来静安寺“庙弄”或附近的“愚园新邨”，应该也会顺道拜访他的吧？

1946年10月6日（星期日），上海各界在静安寺公祭闻一多、李公朴。致远中学教员汪曾祺不仅路近，时间也不冲突。在公祭的人群中，他会不会再次见到这位来自家乡的和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