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电”延伸出的往事

姚锡娟

旧时上海老家有一部棕色圆矩形的“无线电”。“无线电”是早年我们对收音机的称呼，它忙不迭地为众人服务，哥哥们要听京戏、音乐，姐姐们要听尹桂芳，全家围坐一起晚餐时，共听滑稽“姚周双档”，笑得喷饭。

学龄前，姐姐们一直陪我收听一档儿童节目，播音员是著名的白荷小姐。两位姐姐一时兴起，带我去电台参加白荷小姐主持的唱歌活动。平时喜欢大呼小叫的我，到真得用嗓子时已没什么亮音了，只能用嘶哑的喉咙对着话筒唱了一首歌，获赠安慰奖数字饼干一包。首次电台之旅，让我隐约有了无线电与电台关联的概念。学了艺术之后，听说白荷小姐就是上海戏剧学院的台词老师朱铭仙，她还被特邀到我们电影学校讲过台词课。

高中时，无线电换成小小的了。哥哥姐姐们有的已工作成家，有的去外地求学，我成了使用无线电频率最高的人。听得最多的是“电影剪辑”和“文学节目”。孙道临老师、黄宗英老师、林彬老师等艺术家朴实传神的演播是我难以忘怀的启蒙。

1961年在上海电影专科学校表演系二年级的时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的年轻导演潘霞前来录制广播剧《假小子》。蒙台词课莫愁恩师推荐，开启了我的演播之路。说来惭愧，此剧内容已然模糊，但却记得报酬之事。因播的是主角，我竟然获得一笔“丰厚”的稿费。从没有挣过钱的我喜出望外，当时正在准备排练毕业公演剧目《第十二夜》，老师要求我们穿高跟鞋练习走路，于是，我用这笔稿酬在上海妇女用品商店买了平生第一双高跟鞋。

初次与广州文艺界朋友相聚是在当时的广州市体育馆。我朗诵了《只因为我是一个青年团员》，诗人李季的大作。没承想这次联欢促成了我与广东人民广播电台几代人的携手。严雪雅、白庆芬、白玲、何江平、彭雪珍、谢倍伟等一代代文学音乐编辑、录音师，既是我的合作者，又是我的一位位老师，为我录下了《项链》《白雪公主》《渔夫与金鱼的故事》等文学作品，还有不少广播剧和专辑《回眸一笑》。我与广东电台的友情也一直延续到现在年轻的一代。

我的语言条件并不好，母语是上海话，上海人在普通话发音上的短板，我几乎全有。记得在电影学校的一次下乡演出报幕中，我把“两个小伙一般高”报成了“两个小伙一半高”，笑煞众人，羞煞自己！

在学校的时候，时时有老师把关，到了工作岗位上，就要靠自己了。除了向前辈们请益，电台广播给予了我直接审听及修正语言的平台。我能听到自己真实的语言水平，有语音问题，有表演问题。秉着日拱一卒的意念，我制定了适合自己的语音练习方案、朗读各类文学作品、熟悉各种不同的演播语态，希望能驾驭话剧、演播等多类别的语言艺术。学校和上海的文化大环境给我打下了一定的审美基础，工作实践中，前辈艺术家的作品是我的标杆。

演播给予我文学上的滋养不能低估。我在学校阅读的文学作品是远远不够的，参加电台的演播，极大地弥补了我在文学阅读上的欠缺，不仅提升了我中外经典文学作品阅读量，也因为演播，相对地有了深度阅读。

除了在广东电台录制了较多的文学节目外，与中央台的蔡淑文导演也合作了《桃花扇》《屈原》《我的第一位老师》等广播剧，得以与金乃千老师、胡庆树老师、张家声老师等名家合作，用声音塑造了没有机会在舞台上塑造的李香君、婵娟等心仪角色。金乃千老师是一位德艺双馨的艺术家、教育家，他在舞台上已成功塑造了屈原、毛泽东的形象，我也早就倾心婵娟一角。记得我在屈原给婵娟喝酒前那段戏中，加了几声咳嗽，乃千老师十分高兴，觉得戏接得顺畅合理了。谦和儒雅的他总是鼓励我，鼓励一起演播的李邦禹，让本与他不熟悉的我很快进入状态，配合甚是默契。上海电台文学编辑、导演孔祥玉曾邀请我与乃千老师共同演播了《杨开慧》，两次合作，得益匪浅。然乃千老师不幸英年早逝，令人感伤！千禧年元月，在首都中山音乐堂，举办了《百听不厌》——名人名家名段朗诵会，我有机会与铁路文工团的著名演员张炬老师合作朗诵了《婵娟之死》，虽则没有穿上人物服装，也算是了我扮演婵娟的小心愿！正是这些艺术历练，我才能在不期而至的外国电视剧配音中、在接受中央、山西、广东、安徽等台演播《红楼梦》的重大挑战中平添了勇气和信心！

电台，我的学校！我的另一方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