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宽 守护国宝“牺尊”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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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宽，历史学家，上海博物馆、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的重要创建者和最初的主持工作者。在70多年的学术生涯里，他留下了专著十余部，论文360余篇，还参与了修订《辞海》古代史条目、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先秦部分、标点《宋史》等工作。杨宽在四川北路上的“上海市立博物馆”担任馆长时，曾经为保护文物与古董商斗智斗勇，这批文物中就有上博镇馆之宝“牺尊”。

结缘博物馆事业

杨宽在青浦白鹤江镇长大，那里留有他美好的童年回忆，“我童年时期爱吃蓴菜，听到这种叫卖声时，必然要请父母亲提着水桶到港边购买。这种吃蓴菜的嗜好一直继续到老年，如果在上海的土产商店中看到瓶装莼菜，必然要买回来。我爱吃新鲜青豆、新鲜蚕豆、大青菜和新鲜淡水鱼以及虾蟹的习惯，都是在童年养成的。”

1926年，12岁的杨宽考取苏州省立第一师范。初一，杨宽听历史老师讲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孙诒让的《墨子间诂》和梁启超的《墨经校释》。当时，他对《墨子间诂》很感兴趣，上海扫叶山房的石印本《墨子间诂》成为他通读的第一本古书。杨宽18岁便发表了第一篇文章《埃及古算考略》，刊登在当时的《苏中校刊》第53、54合期上。其实，此前他曾将《墨经校勘研究》一文投寄知名的《燕京学报》，但这篇高中生论文因种种原因未能刊发。

杨宽1932年入读光华大学国文学系，师从史学大家吕思勉、蒋维乔、钱基博。大四时，他加入当时“上海市博物馆”（今长海路174号）的筹备，担任古物的陈列布置和编写说明等工作，并被给予“研究干事”的职位，从此与博物馆事业结下不解之缘。为了方便工作，杨宽迁居到博物馆附近的职工宿舍。1937年1月，由著名建筑师董大酉主持设计的“上海市博物馆”正式开馆，但仅仅7个月之后便因日军轰炸关门，幸而藏品迅速转移，没有遭受什么损失。

此后，杨宽先后在湘姚中学、诚明文学院、无锡国专（沪校）、光华大学等兼课。1941年6月，杨宽的成名作《中国上古史导论》收入《古史辨》第七册上，由开明书店出版。上海沦陷之后，他避居青浦老家，其间编辑战国时代二百四十年的史料。

为文物四处奔走

抗战胜利之后，杨宽受蒋维乔邀请担任鸿英图书馆临时史料部主任。同年11月，“上海市立博物馆”复馆筹备委员会成立，杨宽被聘为委员。1946年1月至1949年5月，杨宽担任“上海市立博物馆”馆长。他在回忆文章中透露，当时考虑到江湾新市中心区的原“上海市博物馆”馆舍曾受到炮火的损害，而且地点太偏僻，不适宜再在原址恢复，需要在旧市区内另找合适房屋加以改建来用，“决定暂时将四川北路横滨桥原日本居留民团第一小学校的二楼改建权充馆舍。这座大楼共三层，经接管后，底层作为市北中学校舍，三楼用作上海市立实验戏剧学校的校舍（校长是戏剧家熊佛西），二层用作上海市立博物馆的馆舍。二楼原来共有十三间教室，除当中有一间教室以外，东西两部的南北两侧，都各有并列的三间教室。我们保留当中那间教室和西部南侧的三间教室，用作办公室、库房和图书室，其余东部南北两侧和西部北侧的并列三间教室，都打通成为一个陈列室，布置成石器、青铜器陈列室、陶瓷陈列室和明器（墓葬陶器）陈列室。”四川北路上的“上海市立博物馆”旧址，如今是虹口区教育学院实验中学，1916年落成的学校教学大楼由挪威建筑设计师摩拉设计，是典型的早期现代派建筑风格。

作为博物馆馆长，杨宽对当时古董商偷运国家文物至海外痛心疾首，曾发表《从速严禁文物出口》一文呼吁政府应对此有所作为。1948年7月，杨宽从上海江海关得到准确消息，有一批珍贵古物已运到上海海关，有关人士正和古董商谈纳贿条件，条件谈妥就可放行出口。杨宽想尽办法尽快见到市长，当面汇报了情况。拿着市政府发出的海关检查命令，他带着博物馆艺术部主任蒋大沂、干事张子祺及海关负责人张学庚一起对亚细亚商运公司运销美国纽约的17箱古物进行了鉴定。对于当时的情景，杨宽曾经透露：“除了开箱和装箱由海关人员帮助外，我们三人整整忙了三天。其中有不少珍贵文物，包括一批一九二三年山西省浑源县李峪村出土的著名青铜器如‘牺尊’等，这是我们早在商承祚《浑源彝器图》（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一九三六）中见到过照片的，想不到会在这里邂逅原物。”当时，古董商还采取过威胁手段，“一方面在古玩市场上放出谣传，说以前有人为了争夺这批浑源出土铜器，曾发生过一件杀人案；另一方面寄恐吓信给我，白信笺中心有一大摊红墨水，上面有中文打字，命令我见信立即辞职离馆，否则请看颜色。颜色是指鲜血，就是说要暗杀。另外还寄来一本厚书，中间挖有一孔，夹有一粒子弹。我没理睬，只是自己往来博物馆时多加注意。”后来，这批文物一直扣留在海关。1949年5月上海解放，这批扣留文物成为“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首批接管文物，之后成为上海博物馆的藏品。

文 沈琦华 图 金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