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喇格纳”的插班生

史济民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百废待兴，社会消费供给比较困难，市政府号召无业的居民回农村老家生活。那时父亲在一家国营面包厂当厂长，作为党员干部理所当然要响应号召，就把母亲和我以及妹妹、弟弟一行四人送到宁波的老家去了。

故乡在镇海县霞浦乡，是个水明山秀的地方。群山连绵起伏，九峰山巍然高耸，田野一片四时景色，小桥流水绕村庄。对久困城市蜗居的儿童来讲，无疑是天堂。很快就认识了村里的小伙伴，结伴野田逮蚂蚱，爬树掏鸟窝，在小河里游泳，爬到小山顶上远眺三四里外的东海，可望见海面似乎一动不动的白帆。

一年后，母亲带着弟妹回上海，留下已经在故乡读小学一年级的我，跟着祖母一起生活。小学办在村祠堂里。外乡来的两名男老师既是校长又是老师，还要当校工，教书、吃住都在祠堂里。学校办的是复式班，两个老师教四个年级，一边教室是一三年级同时上课，另一边是二四年级。学校只教语文、算术和体育。老师先让三年级同学复习上次教的内容，自己教一年级同学新课；半堂课后，再让一年级同学抄写生字或做算术题，自己去教三年级的新课。这是我最开心的时刻，我会把老师布置的生字或算术题抄下来，但并不做，却眼睛一眨不眨竖起耳朵听老师讲解三年级的课。这样一年下来，我实际学到了一到三年级的全部知识。

暑假即将来临，对父母的思念让我决定回上海。临走那天凌晨，祖母手擎昏黄的油灯叫醒我，我清清楚楚看到她老泪纵横。这幕情景在六十多年后回忆起来依旧是那么清晰，年前我填过一首词《扬州慢·乡愁》：“盈耳轻呼，眼前迷惘，暗黄一盏油灯。见慈祥祖母，已老泪纵横。抚摩脸、巍巍颤颤，百般难舍，开口悲生。送行时、孤立依门，天色微明。短亭过了，再回眸、峰影青青。见墟里山村，炊烟袅袅，鸡唱声声。薄雾茂林飘散，初霞现、陡觉心惊。忽浓愁翻涌，平生长种乡情。”

回上海后的第一件大事是报考插班生。当年家在普安路树德里，属于卢湾区，卢湾区最好的小学是卢湾区第三中心小学，即1935年法国人创办的喇格纳小学。我执意要报考，父亲怕我考不上，我信心满满地说，不要说考一年级，就是考三年级的知识我也不怕。结果一考就中。

信心满满来到喇格纳，没想到碰到的第一个难题竟然是听不懂话——普通话，因为家乡小学的老师上课用的全是宁波话。课后班主任把我和邻桌的女同学叫到办公室，布置她两个月里要教会我讲上海话，四个月里教会普通话。我自傲表态，上海话我以前会讲的，不用教，给我两星期我讲给老师听，学普通话只要两个月。之后凡是上语文、算术，我就在下面偷偷学注音字母，或鹦鹉学舌跟着老师一句句默默地复述，下课就与女同学用普通话交流。两个月后，除了卷舌音和后鼻音再怎么努力也没法学会外，总的来讲普通话还是蛮溜的。

碰到的第二个难题是音乐。喇格纳重视学生的体育和音乐发展，是一大特色。体育没有问题，音乐我一窍不通。上音乐课时，同学们齐声高唱，我连滥竽充数也不会，但又觉得好听，就闭着嘴摇头晃脑，结果被同学举报。老师问我为什么不唱，我说以前学校不教的。下课后老师把我留下，一边弹钢琴一边唱，“月亮小船已在山后停泊，星星化作露珠洒满草地上……”琴声悠扬歌声甜美，我不知不觉就跟着唱了起来。老师听了说，你音色蛮好的，以后可成为合唱团的男中音。我听了似懂非懂，但心里蛮高兴的。想不到后来真的成为上海市延安中学合唱团的男中音，参加区里的比赛还得了团体奖。

还有一件有趣的事情。第一天上学时我兴高采烈戴着红领巾踏进教室，老师和同学们的眼光齐刷刷地盯着我看，弄得我莫名其妙。课后老师问我，你这红领巾是哪里来的？我说我是少先队员啊。老师问我你有队籍表吗？就是入队时候填的那张表。我说在原来的学校里。老师说你要把它转过来。我写信给乡村小学，寄来后交给老师，问，我明天能戴红领巾了吗？老师说不行，你们乡下一年级可以入队，上海要二年级，你要到我们班建立少先队组织的时候才能一起戴红领巾。我心里想，乡下也有比上海好的地方。

受惠于复式班学到的知识，我在二三年级基本是不用听课的，而考试成绩却是门门优秀。老师推荐我到上海市少年宫参加接待外宾。那时多有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团到上海来交流访问，参观市少年宫是必有的程序。这对我来讲是盛大的节日。穿上当年小男孩的标配：白衬衫蓝裤子，戴着鲜艳的红领巾，牵着外宾硕大的手，一起参观市少年宫，真的太享受了。每次外宾都会送一枚纪念章给我，我都老老实实上交给学校，学校都会表扬我并把纪念章陈列在校史馆里，弄得我荣誉感爆棚。一直到五年级，父亲单位分配了天山新村的房子，我转学到天山二小，这项光荣的任务才不再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