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亲”知“畏”方知强

陆其国

通常情况下，人们对自己第一次去过的地方，或者遇到的人，大凡只要这地方或这人稍有点故事，多会留有印象。抗战时期，在成都燕京大学，陈寅恪、吴宓、李方桂、萧公权四人曾有“四大名旦”之说，其中萧公权对此就有切身体会。只是由于后来萧去国，所以今天国内知道他的人已不多。

1920年8月下旬，清华学生萧公权乘船赴美留学。船从上海出发，经过日本时停泊一天，许多乘客便上岸去横滨和东京“观光”，萧亦在其中。虽然时间短暂，只够走马观花，但因初到日本，触目所见，也别有印象。多年后，萧在回忆录《问学谏往录》中写道，横滨、东京“两市街道的整洁固不必说，人民普遍的有礼貌和守秩序，尤其给我以深刻的印象（例如坐公用电车的人都自然地、自动地，按到来的先后在车站上排成一列，电车来了，让车上的乘客下车之后，才鱼贯上车，绝不拥挤先入。这虽然‘无关宏旨’，但确是国民教育程度的一种表现）”。由于现实所见，和自己以前的想象迥异，萧因此检讨道：“我此前和许多中国人一样，不大看得起‘东洋人’。现在我开始修改我的态度。”这就是萧第一次去到一个陌生且有故事的地方后，所留下的相应印象。

萧到美国后，在密苏里大学就读。当时来自远东国家在该校读书的，除了十多名中国学生外，还有来自日本、印度、菲律宾等国的学生。随着相处日久，萧渐渐发现，那些菲律宾同学学业上没有什么可圈可点，他们更热衷的，是喜欢结交美国姑娘。而印度同学则好放言高论，平时讲话往往不着边际。唯有那三个日本同学，却让萧对他们刮目相看。其中一个叫青木岩的日本同学和萧不仅同在哲学系，两人还在同一个宿舍住了一年。有这样近距离的接触和观察，萧自然更是感触良深。他因此在回忆录中写道：“他（青木岩）同其他两个日本学生（似乎是一学农，一学工）都潜心向学，毫不外务，他们朴实的态度给我以良好的印象。民国九年（1920年）我经过日本时已感觉到我们看轻‘东洋小鬼’是一个错误，现在我更觉得日本学生的不可轻视。我曾想，如果日本的青年人大部分都像这几个日本留学生，这个岛国的前途未可限量。从我们中国人的眼光去看，确是可怕。”这是萧对比他此前第一次在日本走马观花，以及如今与日本学生长时间交往相处后，所留下的印象和感触。由于萧对日本同学的赞许，很快就招来了指责，并被贴上标签。他自嘲道：“中国的同学笑我时时与日本学生来往，送给我一个‘亲日派’的徽号，其实我并不亲日而有点畏日。”是“亲”还是“畏”，这两者按说本不难理解和辨别，只要思考一下这句话的言外之音，其意应该不辩自明。这里的“畏”，并不是“怕”的同义语，而是萧认真道出的具有前瞻性的告诫，也可以说是他对国人同胞的一个郑重提醒。显然，在这里究竟是“亲”还是“畏”，其实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正确认知历史和现实。和“知耻而后勇”这句话相似，正因为萧在这里知“亲”知“畏”方知何谓强，所以他在美留学期间，并不去顾及别人给他贴的“亲日”标签，只管认真勤奋学习。这也正彰显出了他的自强，是他对“有点畏日”一语的一个绝地反击。

萧学成归国后，念兹在兹于努力提升“国民教育程度”，先后执教于南开、东北、燕京、清华等名校，讲授西洋政治思想史和中国政治思想史。其间当局曾几次请他出来做官，都被他婉拒。他几十年“谨守教育岗位”，只愿做一个纯粹的学人，为国家培养有用之才。抗战期间，他在成都燕大兼课，租住乡村农舍。两年后完成七十余万字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被教育部审定为大学用书，这也更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可以说，萧公权用自己的躬身力行，对何谓“亲日”与“畏日”，作出了最具说服力的诠释。